201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一個轉折點。對內，黨的十八大改變了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里“無改革、改革不動”的局面，通過大規(guī)模的反腐敗運動和“頂層設計”強勢推進改革；對外，外交政策改變了此前各個領域處于被動應對的狀態(tài)，從“韜光養(yǎng)晦”轉向了“有所作為”。人們在欣慰于這樣一個全新局面來臨的同時，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任何社會，所有變化都會帶來不確定性。不過，中國近來內外局面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則使人深感憂慮。內部，包括經濟的急劇下行和股市震蕩在內的多方面變化使很多人感覺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負面的影響。外部，不僅前些年的東海問題仍然延續(xù)，在南海問題上更是表現(xiàn)出中國與美國等國家之間的對立，再加上朝鮮半島核危機、恐怖主義的威脅等，給人的感覺是國家的國際環(huán)境正在變得嚴峻起來。這樣那樣的內外變化可以向人們提出一連串嚴肅的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否是可以持續(xù)的？如果僅僅是改革開放道路上的顛簸，那還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如果顛簸過大造成了顛覆，那么國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如何減少顛簸和避免重大的顛覆性錯誤而把改革開放進行下去，從而到達中華民族的復興呢？為生民計、為社會計、為國家計，我們都必須直面這些問題，回答這些問題。
的確，黨的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通過兩個重要改革決議之后，中國已經進入了改革和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新常態(tài)”。新常態(tài)是執(zhí)政黨中央對國家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改革和發(fā)展形勢與局面的一個基本判斷。從經濟上說，新常態(tài)意味著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而進入了一個中等或者中速發(fā)展階段。這里，中速發(fā)展只是就中國自身過去的高發(fā)展速度而言的；較之其他國家，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仍然會處于相當快速的經濟發(fā)展階段。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在新常態(tài)下，中國改革和發(fā)展的重心要從以往的單純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轉型到結構轉型和制度改革。如果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那么四中全會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設為核心的制度改革。在新常態(tài)下，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同時新常態(tài)也給制度建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政治背景。
再者，盡管黨的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決議沒有過多的關于政治建設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討論，但普遍認為，這兩個改革文件已經隱含了重大政治改革議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對中國來說，以法治建設為中心的制度建設更具實質性，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法治是任何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國家制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要獲得成功，必須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后?，F(xiàn)在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還有30多年的時間，如果能夠順利實現(xiàn)黨的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所設計的改革和發(fā)展的頂層設計，即主要是在實現(xiàn)可持續(xù)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各方面的制度建設到位，那么到21世紀中葉，就可以實現(xiàn)民主富強的“中國夢”。這實際上也是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對未來中國的期待。
不過，在這個并不短的進程中，中國絕對不能出現(xiàn)重大的失誤和犯重大的錯誤。當代中國歷史并不很長，但已經出現(xiàn)過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重大事件的錯誤。盡管在這些事件之后，執(zhí)政黨一直在強調要吸取歷史教訓，但過去的經驗表明，重復類似錯誤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沒有。很顯然，最高領導層對此也有深刻的認識。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來多次強調在改革發(fā)展的進程中，不能再犯“顛覆性錯誤”了。2013年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期間，習近平發(fā)表了一個題為“深化改革開放、共創(chuàng)美好亞太”的主旨演講。習近平提到“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xiàn)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wěn)，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wěn)妥審慎、三思而后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2014年，習近平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又再次強調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深化改革，絕非易事。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qū)，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wěn)。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步子要穩(wěn)，就是方向一定要準，行駛一定要穩(wěn)，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在改革發(fā)展過程中，犯些小錯誤在所難免，同時也必須容許改革者在改革過程中試錯，但必須避免犯顛覆性的錯誤。如果出現(xiàn)顛覆性的錯誤，那么少則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多則已有的改革成果會付諸東流。因此，“在哪些領域存在犯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這一問題就成為關鍵。我們必須研究和回答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必須具有充足的知識準備。如果沒有充足的知識準備，不但無法主動避免犯顛覆性的錯誤，而且任何顛覆性的錯誤一旦發(fā)生，便會束手無策，最終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在本書中，我們界定了可能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的十大內政領域和十大外交領域。我們對這些領域的界定并非僅僅根據(jù)理論假設，而是根據(jù)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內政、外交的觀察?；蛘哒f，我們是從今天已經出現(xiàn)的一些新趨勢來判斷在這些領域可能出現(xiàn)的顛覆性錯誤。討論和理性地分析這些領域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唯一的目標就是要避免這些可能性演變成為現(xiàn)實。